衣”而言，未必与成都有关。龙驳似未深入事情的底里。王氏为后主与
《花间》划界，意在揭示词至后主，始真正贴近人生深处，达到艺术的
“真”与“自然”的高度，诗人心灵“自由”的高度。词境至此，为之
一变，从“叶叶花笺”转入“以血书”，在王氏看，此为词的艺术发展
过程中的一次飞跃现象，北宋极盛期正奠基于此。常州词派推尊词体，
以温（飞卿）同为不桃之宗，所谓“意内言外”之说，“《离骚》初服”
之义，未必为世人首肯。而后主词与自身性灵以至整个人生为一，初无
为词争地位之意，而词体自“尊”，它与《花间》正自有别。（按，《花
间集》中如孟蜀鹿虔废《临江仙》亦有“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
清露位残红”诸语，比之后主，终觉局促。）
王氏又把南北宋之交看做词之兴替的一人界限。他所持的标准仍是
“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尤重在自然化的程度，其中首先是心灵自
由的程度。如云：“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
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复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
词之叹也！”又，“人能干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
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而“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
家池上’“矣”，甚至同“至宋来诸家仅可譬之腐烂制艺，乃诸家之享
重名者且数百年，始知世之幸人不独曹蜍、李忐也”。（《人间词话》
原稿）对南宋人词（除稼轩一人外），王氏持论之苛竟如此。这对清代
浙常两派奉自石、玉田、梦窗、碧山为圭臬者，不啻是一个彻底的倒翻。
又，他对元曲意境与语言的本色当行，作出极高的美学评价，而对明以
后的杂剧、传奇则予以贬抑。（如谓明初朱有燉杂剧”其词虽谐稳，然
元人生气至是顿尽”；又，汤显祖“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
有人工与自然之别”等等。）
乙、促进新一代的“薪的美”之诞生
在王氏看，人类关于文学的美的创造是无限的；而文学的某一品种
特别是已趋定型化的文体，其中可容许的美的开掘量则是历史地有限
的。社会生活在演进，审美领域在不断扩大，定型化的文学形式（所谓
“习套”）终究适应不了新的繁复多样的内容，这时文学的革新就成为
不可避免，并且常常先在民间，从文体上开始突破。“每一代的美都是
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代的美
的要求；当美与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时候，再下一代就将会有它自己的美、
新的美，谁也不会有所抱怨的。”（车尔尼舍夫斯摹《生活与美学》）
王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点与此颇相接近。他不提“一代的美”
的“消逝”，而讲“吾人睹其遗迹，不觉有遗世之感随之”（《古雅之
在美学上之位置》）。他肯定这“一代之美”对后代人们所显示的那种
一去不返的“永久的魅力”。“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之未振。”所谓
“豪杰之士”不过是这种历史的要求、“新的美”的要求的产儿。王氏
对南宋词与明以后戏曲的过度贬抑，几乎可以断然剔除而无所顾惜，从
积极的一面看，恰正为了促进新的一代的“新的美”的诞生。这里所包
含的一种相当激进的艺术革新派的意识与气概，后来被胡适等人接了过
去。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八点（后称“八不主义”），跟王
氏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刍议》中还曾两处引用王氏诗句而加
以赞誉，可见胡适对王氏倾倒之深。在一定程度上，王氏的理论为后来
的新文学运动作了先导。
王国维在诗学研究上的建树究竟如何，自以跟他的前辈以至同辈相
较，在解决诗词和艺术的内在矛盾与外在矛盾两大方面，他所提